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于3月23日-26日在海南博鳌举办，主题为“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”。在“货币政策的‘度’”分论坛上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对货币政策、结构性改革、美国边境税等发表了观点。

货币政策应转向比较审慎，对再通胀保持充分警惕

周小川表示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曲折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，而应该逐渐改变货币政策，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。这个方向需要看到货币政策限度，要认真去考虑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的周期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

货币政策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，目前全球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，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是宽松的政策；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，因此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。

对于宽松货币导致楼市泡沫，周小川表示，不能说货币宽松政策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，这其实是不预期的后果；经验表明，当货币政策宽松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，或者导致某些资产泡沫，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，或者其他资产泡沫，但人们还是需要做取舍，还是要关注康复、经济复苏这一面。

周小川表示，尽管目前在一些国家已经看到再通胀，但是从全球总体情况来看，判断是否再通胀仍然为时尚早。今年已经有些国家在全球商品市场价格上扬，因此对待再通胀的现象，应该要保持审慎的态度，这跟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关系。

周小川还表示，在执行多年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，在全球、在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流动性。他指出，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当局已经开始紧缩，但是这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“在某些期间，我们会强调结构改革以及其他长期的发展战略，会发出信号告诉人们不要太依赖于货币政策，但是这个信号的发出是很重要的。”

创造工具让货币政策促进结构性改革

周小川表示，财政政策对结构改革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如果财政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的话，就很难继续进行这些结构改革。在未来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一点，即使财政上的指标不是很好，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用财政手段，财政工具。之后大家会再度看到某些国家开始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。货币政策对于结构性改革并非毫无作用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，调节总需求，不是结构性政策，但货币当局可以创造一些货币政策工具，引导资金进入战略性和薄弱性产业。

同时，周小川表示，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，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，在中国，有30多个省政府，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债，要进行结构性改变，基础投资、城市化，包括发展服务行业这都需要投资。所以地方政府要促进这些事情的发展，但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，调整财权、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。

任何关税的安排都不应阻碍贸易

谈及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进的边境税（BAT）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，任何关税的安排都应该是支持贸易的，而不是阻碍贸易。政府对进出口任何一端进行限制，都是不能形成好的产出。

“我们还不知道（美国边境税的）最终的决定，但是我认为任何关税的安排都应该是支持贸易的，而不是阻碍贸易，”周小川说，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，要鼓励出口的话，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地选择进口的原材料和技术。如果对进口有限制的话，又怎么能形成价格竞争力呢？”

“政府对进出口任何一端限制，是不能形成好的产出的。”周小川以中国举例道，过去中国的视频、音频电子设备出口较好，是因为中国有较好的进口关税，生产厂商可以使用好的进口材料。

“有些国家认为，失业是全球化造成的，关起门来就是可以保护。从经济学上，采用政策（手段）来支持某个领域，就要把其他领域的经济资源拿到这领域。这种资源再分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这是人为歧视被移出资源的领域。”

“如果你在高科技领域有优势，但是你把有优势领域的资源分配到制造业来保护工作，这不能说好不好，但从经济学理论来说，本身值得争议。”

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  证券时报